《傅子》记载，刘表杀刘望之后，荆州的士人都感到不安。刘表原本对刘望之并不轻视，但他因为不能容纳正直之人，而听信了谗言。他占据全楚之地，却不能成就大业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伯夷、叔齐因为反抗武王而闻名，丁公因为顺从高祖而被杀，这两位君主的度量相差甚远。如果君主不能有远大的度量，只听信狭隘的心声，就难以容纳百姓和管理众人。刘廙后来归顺了曹操。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，后来又转任五官将文学。文帝曹丕很赏识他，让他学习草书。刘廙回信说：“最初，我认为尊卑有别，这是礼节的常规。因此，我坚守自己的本分，不敢随意书写草书。如果一定要遵从您的命令，我深知您谦虚的品德，不看重那些高远的成就，而是注重像我这样普通人的努力。就像郭隗在燕国受到尊重，九九之术在齐国受到重视，乐毅自然会来投奔，霸业也会因此而兴盛。我虽然愚笨，但不敢推辞。”魏国建立后，刘廙担任黄门侍郎。

曹操在长安时，打算亲自出征讨伐蜀地。刘廙上书劝谏说：“圣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智慧而轻视世俗，王者不会因为个人的偏见而否定他人的意见。因此，能够成就千秋伟业的人，必定会以近事推及远事，智慧周全的人不会耻于向他人请教，而是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。即使是韦弦（一种简单的物品）这样的东西，圣贤也会用它来提醒自己。我虽然才智有限，但愿自比于韦弦，为殿下提供一些参考。

“当年乐毅能够以弱小的燕国击败强大的齐国，却无法轻易攻下即墨（齐国的城池），原因在于，那些为自己打算的人，即使力量薄弱也会坚守阵地；而那些自甘溃败的人，即使力量强大也必定失败。自从殿下起兵以来，三十多年间，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然而，如今孙权在吴地凭借地势险要而负隅顽抗，刘备在蜀地也不肯臣服。孙权和刘备手下的兵力，远不及袁绍当年的势力，但袁绍已经败亡，而孙权和刘备却仍未被平定，这并非因为殿下现在的智慧和武力不如从前，而是因为孙权和刘备的处境与袁绍不同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打算。

“古时周文王讨伐崇国，三次出征都未能攻克，他回去修养德行，最终才使崇国臣服。秦朝在诸侯时期，所征讨的国家无不臣服，但当它统一天下后，东向称帝，却被一个平民的呼喊（陈胜吴广起义）推翻了。这是因为秦朝在外力竭而没有顾及到国内的民生。我担心边境的敌人并非六国时期的对手，但如今世上并不缺乏人才，如果出现土崩瓦解之势，这是不可不察的。

“天下有重要的得失：如果形势可以得到，而我们努力去争取，这就是重要的收获；如果形势无法得到，而我们还去努力争取，这就是重要的损失。如今的计策，不如先考察四方的险要之地，选择要害之处加以防守，挑选天下的精锐部队，按方位每年轮换。这样，殿下可以在广大的宫殿中高枕无忧，潜心思考治国之道。广兴农桑，厉行节约，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，国家必然富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”

曹操看了刘廙的奏疏后，回复说：“不只是君主应该了解臣子，臣子也应该了解君主。现在你想让我像西伯（周文王）那样施行德政，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吧。”

后来，魏讽谋反，刘廙的弟弟刘伟被牵连其中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刘廙也应受到牵连而被处死。但曹操下令说：“叔向（春秋时晋国大夫）不会因为弟弟叔虎的罪行而受到牵连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”因此，特别赦免了刘廙，没有追究他的责任。《刘廙别传》记载，当初刘廙曾告诫弟弟刘伟说：“交友的美好之处在于结交贤者，不可不谨慎。然而，世人交友却不仔细选择，只图结党营私，违背了先圣交友的原则，这并非真正有益于自己、辅助仁德的行为。我看魏讽这个人，不注重修养德行，却专门以拉帮结派为务，华而不实，不过是个搅乱世道、沽名钓誉的人。你可要谨慎，不要再与他交往。”刘伟没有听从，最终陷入灾难。

刘廙被调任为丞相仓曹属。他上书感谢说：“我的罪行本应使整个家族倾覆，祸患本应波及整个宗族。幸逢天地的灵气，正值时运到来，如同扬汤止沸，使锅中的食物不至于烧焦；又如同在冷却的灰烬上重新点燃火焰，在枯木上重新长出花朵。万物无法回报天地的恩泽，子女无法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只能以死相报，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”《刘廙别传》还记载了刘廙在奏表中论述治国之道：“过去周朝有乱臣十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妇人，实际上只有九人，孔子说‘人才难得，不是这样吗？’这说明贤能的人很难得到。何况在乱世之后，百姓凋零，士人所剩无几。担任重要职务的股肱之臣，以及州郡的监督官员，边疆的重任，虽然都有人担任，但未必是合适的人选。这并非选拔者不用心，实在是人才匮乏所致。更何况那些担任地方官职以下的小官，能都经过精心挑选，找到合适的人吗？最好的办法是用法律来监督他们。不然的话，频繁地调换官员，往来不息，送迎的麻烦数不胜数。在调换之间，难免会有奸诈的行为，既不利于事务的管理，而执政者也因为不能长期任职，知道自己无法在任期内取得成效，而只是敷衍了事以免祸患，都不会想着尽心尽力去体恤百姓，而只是梦想着声誉。这并非治理国家的根本意图。如今对官员的升降，往往只是根据州郡的毁誉，听信往来之人的浮言。这难道都能得到事实并考核他们的能力吗？地方官员之所以表现良好，是因为他们奉公守法，关心国家事务，体恤百姓。这三件事，或许州郡有所不便，往来的人也有所不安。而地方官员坚持这样做，虽然在治理上是得计的，但他们的声誉未必好；如果他们屈从于他人，虽然在治理上是失计的，但他们的声誉一定会好。地方官员都知道升降取决于此，又怎能不放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呢？我认为地方官员都应该任职稍久一些，足以让他们施展才能。每年考核他们的能力，三年总计，然后进行升降。考核都应该根据事实，不能只看名声。事实就是，根据户口来计算开垦土地的多少，以及盗贼的发生情况，百姓的逃亡情况，以此来计算他们的得失。这样实行，那些无能的官员，只靠名声是没有用的；而有能的人，即使没有名声也没有损失。法律一旦实行，即使没有监督部门的监管，虚假的赞誉和诽谤也可以得到杜绝。”这份奏表呈上后，曹操非常赞赏。

刘廙着书数十篇，还和丁仪一起讨论刑礼，这些作品都流传于世。文帝曹丕即位后，刘廙担任侍中，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他在黄初二年去世，享年四十二岁。他没有儿子，文帝让他的弟弟刘阜继承了他的爵位。据《刘氏谱》记载，刘阜字伯陵，后来担任陈留太守。刘阜的儿子刘乔，字仲彦。《晋阳秋》记载，刘乔有辅佐国家的志向和能力。西晋惠帝末年，他担任豫州刺史。刘乔的后代一直显赫，至今仍然贵盛。

刘劭，字孔才，是广平邯郸人。建安年间，他担任计吏，前往许昌。当时，太史预测说：“正月初一将发生日食。”刘劭当时在尚书令荀彧的府上，当时在场的有几十人，有人认为应该取消朝会，有人认为应该推迟聚会。刘劭说：“梓慎、裨灶是古代优秀的史官，但他们预测水火之事时，也曾出错，错过天时。《礼记》中说，诸侯朝见天子，到了门口却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，其中之一就是日食。然而，圣人制定礼仪时，并没有因为天象变化而预先取消朝会，或许是因为灾祸可能会消散，或许是因为推算有误。因此，不应该因为天象变化而预先取消朝会。”荀彧赞同他的观点，下令按原计划举行朝会，结果那天也没有发生日食。

晋朝永和年间，廷尉王彪之在给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提到：“太史预测正月初一将发生日食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，是否应该取消朝会？过去建元元年，也曾预测正月初一日食，庾车骑引用刘孔才的论述来告知八座官员。当时朝议中有人认为刘孔才的论述不符合礼制，荀彧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这是荀彧的一个失误。为什么呢？《礼记》中说，诸侯朝见天子，到了门口却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：太庙失火、日食、皇后去世、雨水打湿衣服失去仪容。这四种情况，指的是诸侯已经到了门口，突然发生这些情况，才不能完成礼仪。并不是预先知道这些情况，然后侥幸地认为史官推算有误，所以不预先取消朝会。三辰（日、月、星）发生灾祸，没有比日食更严重的了。史官已经预告了灾祸，却没有任何警惕，不预先采取防范措施，而是放弃消灾救难的礼仪，反而举行盛大的朝会，君臣互相庆贺，这难道是面对天灾、反省自我的态度吗？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合朔（新月）的礼仪和元会（正月初一的朝会）的礼仪是不同的。皇帝在殿堂上静坐，不处理政务，穿戴礼服坐在门口的礼仪，与元会的礼仪不同。既然不能同时进行，就应该权衡利弊。合朔的礼仪并不比元会轻，元会有可以推迟的理由，合朔却没有可以取消的理由。我认为应该按照建元年的旧例，推迟元会。”殷浩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最终取消了朝会。